015年3月21日，798一家画廊为我做了个小展览，题目是“侧面：毛旭辉纸本作品展1979—2012”。展览本身并没有多少特殊性，反倒是“侧面”这个题目引发了无限感思。2008年1月，上海的红桥画廊精心打造了我的个展“道路：毛旭辉绘画历程1976—2007”，当时把题目定为“道路”，一是感慨自十五六岁学画以来，这三十几年经历了太多挫折、磨难，也收获了更多认识和希望，走过了一条不折不扣的青春之路;二是致敬即将来临而又遥不可及的未来，既然坚定了要用一生去做艺术，那未来之路上又将展现什么样的风景，无从知晓，又那般神秘。选择艺术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归路，尽管已踽踽前行三四十年，却始终找不到松释的理由，个体经验与社会问题纠缠不清，种种疑惑层出不穷，自己只能窥见社会的一斑，而艺术也只能表现生命的某些侧面。不知不觉之中已过中年，不免低吟一句：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”故而，当髙名潞先生把2010年为我策划的展览定名为“川逝：大毛的艺术”时，我又一次感慨万千。川逝，生命就是这样在回忆中流逝，庆幸的是我们有作品，能够凝固生命的某个瞬间。

我出生于1956年6月。1956年是“反右”的前序，也是“文革”的序幕，还是我们举家搬到云南的那年，从此我就成为了一颗“云南种子”。1956年9月我们全家到了昆明，父母带着共和国的理想来参加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。他们是跟着学校迁来的，因为他们之前所在的重庆地质学校整体搬来了昆明，成立了昆明地质学校。父母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，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就已经在跟着共产党工作了。我父亲曾进过国民党的监狱，重庆解放前夕才逃出来，并开始参与共产党的工作。但他被捕时并不是共产党员，只是一名学生。他真正加入共产党是在他到昆明工作多年以后。被捕入狱的历史是阻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，他的入党申请屡屡批不下来。父亲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也是因为这段历史，因为他活着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，所以被认定为“叛徒”。

我父亲是第一批受到“文革”冲击的对象。“文革”前，父亲在昆明地矿局下属的一个工厂里担任政治部主任。“文革”刚开始没多久他的灾难就来临了，更具体的时间我就记不清楚了，因为我当时还太小。后来我基本上就见不到父亲了，他平时都是被监禁在工厂里面，1968年以后才能每周回趟家。我当时很不习惯父母的社会角色，那些情境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。“文革”前，我去过那间工厂，因为工厂那边有我们家一个亲戚，也姓毛，我们是去他家玩。那次刚好碰上工厂搞晚会，父亲是晚会的主持，他发言的形象对我来说也很陌生，心想：台上这个说话的人真是我父亲吗?声音是他的，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。在机关大院看到父亲被批斗，被推上台，脖子上用铁丝挂着一把用钢管做成的冲锋枪，还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叛徒、走资派毛晓初”，戴着一顶高帽子，手被人反拧着。这种形象也使我感到很震惊、很陌生，我开始怀疑：“这是我的父亲吗?我的父亲是坏人吗?”当时机关大院很多孩子的父亲都被这样推到了台上，所以我的心里平衡了很多，并不认为我的父亲是坏人，也就不为此感到很尴尬了。我当时的心情更多的是震惊、麻木和矛盾。

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个坏人，父亲是一个很温顺的男人，他从来没有打过我。但后来问我大哥，大哥说父亲是打过他的，说父亲还是有暴力的。然而父亲确实没有打过我，我只在“文革”期间感受过母亲的暴力，吃过她一耳光。不过现在也想通了，换位在母亲的角度：自己的丈夫被彻底打倒了，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自己抚养，这种境遇使母亲变得非常焦虑。母亲的心脏病也就是在“文革”期间患上的。“文革”确实给人们造成了很多伤害，好在我们当时只是孩子，并没有被严重伤害。反而，1966年学校停课令我们很高兴。对于一个小男孩儿来说，不上课是最幸福的事情。我们开始帮机关的大人们印刷大字报、散发传单。用钢笔在钢板上刻蜡纸，用三轮车拉着石灰桶在地上、墙上写标语，也不管写的是什么——内容是大人决定的事情，我们只管玩得开心。我们还经常把大字报拉到百货大楼去散发，觉得这样做是很出风头的。

“文革”前的小学教育已经非常正规了，有数学课、语文课、体育课和美术课等，和现在的教育方式一样。但我只读到小学四年级，学校就停课了。1969年3月，学校复课，我进入初中学习。但那两年基本上没学什么，三个月学工，三个月学农，三个月学军，还有大量的政治课，这是一种很荒唐的教育模式。我们的数学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，当时对上学一点儿兴趣也没有，因为整个“文革”都在批判教育。尽管学工、学农、学军相当辛苦，但在当时认为这总比上学好玩。在学农期间，我插过秧，耙过地，用脚和过泥巴;学工，是去现在延安医院附近的一个机械工厂开车床、车零件，学生天天在那里上班，而工厂的工人却去打牌、吹牛和开会;学军，就是练队形、拉练、叠被子，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，方方的，经常遇到半夜紧急集合，把我们调教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学生队伍。当时有种说法：苏修要打过来了，美国也随时可能打过来。所以让学生们学军和养成军人般的气质是十分必要的。

1971年3月我中学毕业了，被分配到昆明市百货公司当搬运工。在百货公司遇到几个热爱文艺的朋友，我开始学习素描、学弹吉他，并开始接触每到周末就到昆明的街头城郊画画的业馀画家们，我后来称他们是“云南外光画派”，并跟他们学习色彩。在做搬运工期间，我工作表现很好，因为工作细心，做了不到一年的搬运工就被调到仓库去当保管员。保管员比搬运工要好一些，比较固定，我的工作是跟着一个师傅负责保管云南全省的皮鞋。当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仓库保管员之后，我就被调到商店的机关工作，开始当起了统计员。当时的规定是，工作第一年不分工种，都是“青年工人”，统一都做搬运工或打杂，也就是说“仓库保管员”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。后来又干统计员一直干到我考上大学。

在当统计员期间，有关部门要从城里的各机关单位组织干部成立“农业学大寨工作队”，具体是什么性质我也搞不清楚。我们单位组织开会，会场气氛很沉闷，谁都不愿意去，我就主动要求去了，没想到我的“主动”成了“挺身而出”，其他人都如释重负，以后也对我特别好。一年以后，也就是1977年我考取大学之后，他们还给我加了一级工资，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，我带着二级工的工薪——每个月45元读的大学，这么多钱在当时是可以养活一家人的。他们对我好的另一个原因是，我平时工作认真，业馀时间专注于画画，和单位上其他同事的关系保持得很好，大家对我的印象都很好。我考上大学他们也都很高兴。